乌克兰被肢解的历史教训：衢地伐交，春秋时期郑国朝晋暮楚两不得罪_晋国_楚国_楚庄王

导读：从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开始，楚国与晋国之间的大国争霸开始成为春秋时期的主轴。从这一年到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的近百年中，郑国与楚国结盟的时间为49年，与晋国结盟的时间为48年，二者旗鼓相当，完美践行了衢地交合的理念。当前俄罗斯虽然整体军事实力逊色于北约，但其强大的核威慑使得北约的主心骨美国不愿冒与俄罗斯直接交战以引起战争升级的风险。乌克兰与俄罗斯太近，东部还有很多倾向于俄罗斯的民众，却选择一边倒导致俄罗斯地缘政治恶化，俄罗斯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乎乌克兰悲剧了。

郑国（前806年—前375年），周朝姬姓诸侯国，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周宣王之弟姬友被封国于首都镐京附近，国号为郑。西周灭亡后，“周之东迁，晋、郑是依”，郑国在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中立了大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指“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指的是晋、齐、楚、秦四国。其实春秋早期，郑国还是一个小霸王哩！俨然以王室保护者自居的王室近支郑国，最早壮大，也最早公开向王权挑战，接着强割王室领地、抗拒王命等事件演出。郑庄公（前743年—前701年在位）公然率军与周桓王亲率的陈、蔡、虢、卫四国联军对阵，并悍然射伤桓王，天子威权由而坠地。然而，郑庄公去世之后，郑国爆发内乱，丧失了拓展能力，长期居于二流国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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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地处河南腹心一带，虽有“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但“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也”，“盖四方必争之地也”。这种位于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条件，决定郑国势必成为南北必争的焦点，兵连祸结，庶几无可避免。因为占据了这么个“有利”的位置，晋国和楚国都想拉拢郑国，郑国哪个也得罪不起，只好是谁来打我，我就向谁靠拢。

在齐桓公去世之后、晋文公霸主地位兴起之间，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发兵进攻宋国，宋国派人向晋文公求救，双方爆发了在卫国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虽然晋国获胜，但背后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如楚军从长江流域远距离行军到山东作战，表明了其战斗力的强悍；楚成王认为晋文公流亡十九年，君臣团结，不可力敌，告诫大将

子玉

知难而退并给他比较少的部队；楚国战争中损失的主要是左右两翼偏师，中军完好无损。其中，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战后，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听从晋国之领导。

从此，晋、楚便围绕中原枢纽郑国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开启了春秋中期楚—晋南北两集团抗争相互消长的局面。史书上记载晋国在争霸中占有优势，但根据当代学者

赵鼎新

量化分析研究，史书有偏向中原文化区晋国之嫌。相比晋国，楚国进攻距离更远，出兵次数更多，因而显得更加咄咄逼人。

楚国虽然战败但并未伤到元气，很快便卷土重来。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继位，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国争霸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借伐陆浑戎的机会，公开地问周王宝鼎轻重。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的短短三年中，晋国四次攻伐郑国，楚国七次攻伐郑国。

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中间，楚国兵临郑国，郑国则结盟于楚国，楚国退兵；而后晋国知道又发兵代郑国，郑国又和晋国结盟，晋兵退去。前597年，因郑国与晋国结盟，楚庄王出兵攻郑，围郑三月。晋军未及救援，郑襄公献城降楚。只见郑襄公脱去了上衣，袒胸露怀，左手拿着牦牛尾巴做的旗节牵着羊，右手拿着杀牲畜的弯刀，在路口迎接楚庄王，对楚庄王恭敬地说：

“我不德，得罪了上国，又不能服侍上国，因而得罪了上国，使上天降罪于郑国，使君王怀怒，降祸于郑城，又劳君王千里劳苦来到郑国。我已知罪。郑国的存亡，在于君王，若君王顾及先祖武公、庄公的友好，不灭郑国，延其宗祀，使郑国成为楚国的附庸，乃是君王之德！”

楚庄王认为：“郑国君能屈膝下人，老百姓必定拥护，这是不可轻视的！”于是，楚庄王下令，楚师退兵三十里，让郑国与楚国讲和结盟。楚庄王得郑国，又率大军北上到延城（今河南延津北）驻扎，扬言要饮马黄河水，以武力向晋国示威。

这时，郑襄公又听说晋国发兵车六百乘救郑，已过黄河，声势浩大。恐怕晋师一旦战胜了楚师，又要讨伐郑国降楚之罪，心中不安，问计于众大夫。大夫皇戎劝郑襄公说：“臣愿前往晋营，劝说晋军和楚决战。晋军胜我们从晋，楚师胜我们从楚，择强者而从之！”郑襄公以为好计，便派皇戎去晋营，又派使臣去楚营，挑起楚晋两军决战。郑国坐观成败，择强者而从之。

于是楚、晋两军在邲邑（今河南荣阳东北）激战。楚庄王派公子婴齐率左军攻打晋国的上军，派公子侧率右军攻打晋国的下军，自己亲率中军和两广兵马攻打晋国中军，晋军惨败而逃。郑襄公得知楚军打了胜仗，亲自到邲城朝见楚庄王，设丰宴庆贺胜利。

然而这也只是几年的消停。晋国很快缓过劲来，两大国又开始轮流伐郑。在这种夹缝之中，郑国的立场常常转得比风车还快。为了给自己的反复无常解嘲，郑国大夫警句不断：

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引这句《诗》，是说遇到麻烦，不能等晋国来救你。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回，晋国就像黄河水，救兵千年等一回。）

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把财物恭恭敬敬准备好，等待那些来打我们的人，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祭祀用的牲畜和玉帛，别集中到中央，而要放在北边和南边的边境上，就等待那些强大而能保护我国人民的人）

公元前564年，郑国与晋国结盟。晋国和郑国就盟约的誓词发生了争执。

晋国人要求说，郑国以后应该“唯晋命是听”，反正你以后一定得听我晋国的。结果在向神明念誓词的时候，郑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了一句，郑国“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

晋国人一听火了，什么叫追随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有奶就是娘做法吗！这盟书得改回来！郑国人说：“这盟誓已经汇报给神明了！如果盟书也可以改，那就是神明也可以背叛；神明都可以背叛，那大国又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还是就这么着罢。”

晋国人也无可奈何，走了。果然，晋国前脚走楚国又来了。郑国还是老样子，向楚国投降，和楚国结盟。也有人不好意思，说：“我们刚跟晋国歃血为盟，嘴上的血还没干就改变立场，合适吗？”郑国的执政子驷说：“我们本来就说的是追随强大的国家，并没有违背盟约！”

那份盟约里，还有这样的文字：“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

译文：上天降给郑国灾祸，使之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你们做大国的，不给我们友好的声明，反而以战争要挟我们结盟，让我们郑国的鬼神不能享受到清洁的祭祀，让我们的人民不能安心耕作，男男女女辛苦羸弱，有冤却无处诉说。

虽然“朝晋暮楚”不是一个好听的词，但对于小国来说，充分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以此获得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显然是一个无可厚非的选择。郑国在晋楚之间夹缝中苦苦支撑，以此坚持到晋国灭亡。等到战国时期，三晋之一的韩国最终历时多年，从而消灭了郑国。

郑国介乎晋—楚两大国之间，春秋中期以来也与宋国同样弱国化，但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春秋后期之初，在博学驰名的大政治家

子产

（？—公元前522年）治理下，郑国政绩的斐然可观，堪誉国际楷模，而博今日史学界特高评价。

子产对外秉持中立化小国独立外交原则，对内实施新政以开放公地，奖励耕作，整理农地区划等土地改革的立法，以加大农业生产力，适应国际租税改革潮流，支持国家税收的增加，而达财政充裕目的。同时节约人民消费生活，鼓励积储剩余财富，以培育民间财富。

《左传》昭公六年（前536年）条“三月，郑人铸刑书”的特笔大书，又是子产开创的历史性先例，于青铜器铸刻刑法公布国内，乃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制订与发布，在中国法律史上具里程碑意义。向来的习惯法时代因而一变，领导列国否定临事制刑的封建贵族传统，开拓了国家化法治主义的新境界。郑国因此在春秋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可见，小国有小国的生存、发展之道。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国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里找不到中国。《姚著中国史》兼容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史学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打破了传统中国史的认知茧房，具有以下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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